水生野生动植物濒危程度加剧，水生物种资源严重衰退，已成为影响我国生态安全的突出问题。为此，*、*、*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了《重点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当前，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备受瞩目，该如何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方案》的实施又会给涉水企业带来哪些影响？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水生生物迎来“呵护期”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为丰富的之一，水生生物也是如此。但由于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资源过度利用、水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等原因，部分流域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水生野生动植物濒危程度加剧，水生物种资源严重衰退。

此次《方案》要求系统保护、区域联动，提出建立健全区域联动机制，将流域作为一个整体，全面谋划产业布局、资源开发与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濒危物种基金执行长邵文杰看来，这为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难题的破解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事实上，近两年来，由江苏省shou创的河长制已开始在全国全面推行。由应急之策上升为意志的这一制度，也为《方案》的落地提供了制度保障。如今，水生生物赖以生存的河流环境及其产业生态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在福建华安，通过加强生态整治，取缔沿江采石开矿；在江西靖安县，凡是污染行业一律被拒之门外；在重庆荣昌，全区河流河岸200米范围内被设为禁养区。

涉水企业“紧箍zhou”加紧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水生态频频亮起红灯，水生生物保护与产业发展“打架”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以“母亲河”长江一级支流金沙江为例，金沙江流域共计划开发27级水电站，规模约为4座三峡工程。为了给向家坝和溪洛渡两个水电站让路，长江干流wei一的国ji*鱼类保护区——“长江上游*鱼类国ji*自然保护区”两次缩小范围。

此次《方案》提出，规范水域开发，加强对捕捞、养殖、废污水排放、涉水工程建设、挖沙采石、航道疏浚等涉水行为的监管力度，组织开展“清江”“清河”“清湖”等专项执法行动。

“方案很齐全，但更重要的是落实。”邵文杰说，应鼓励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广泛的生态环境监督战线。

对于各涉水企业来说，“紧箍zhou”也在加紧，环评和信息公开等力度也在加强。西藏玉曲河扎拉电站就环评公示，大坝建成后，阻隔了鱼类的生殖洄游通道，影响其产卵繁殖等。因此，扎拉水电站提出了以栖息地保护为主，过鱼设施、增殖放流等为辅的水生生态保护方案等；乐山电力日前公告称，为做好周公河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洪雅段）瓦屋山片区电站综合整治工作，对公司电网内所属瓦屋山自然保护区内的12座并网小水电站从2018年3月31日起关机停产。

生态化养殖打出组合拳

过度捕捞也是加剧渔业资源衰退的重要诱因，当前我国重点流域的经济鱼类种群数量明显减少。总体而言，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正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上游受威胁鱼类种数占总数的27.6%。因此《方案》要求科学布局水产养殖，合理确定江河湖库养殖规模，积极发展生态健康养殖。

记者采访到的沿江养鱼企业表示，当前在科学养殖和水质保护方面是在打一系列“组合拳”。除了《方案》外，还实施了“水十条”等，明确了各断面的考核指标。因此，很多水面已被划为禁止或限制养殖区，企业就转移到允许养殖的江段，并在养殖时选择市场受欢迎、经济效益高的鱼类，控制养殖数量，减少投放饲料，按要求建设环保设施等。

担任过宿鸭湖生态养殖公司技术总顾问的武汉市农科院水产科学研究所鱼病与水环境研究室主任艾桃山说，很多养殖企业正尝试进行生态食物链各层次的开发利用。如根据当地水域中的富营养化物质，选择食用这些物质的鱼虾，这样一来，可实现“水清藻淡鱼儿肥”，从农业到水产、环保、生态，通过物质循环等形成生态渔业和健康养殖。

在我国，白鱀豚、白鲟和鲥鱼已经功能性灭绝，长江江豚、中华鲟成为了极危物种……水生物种离开我们的速度超出了想象。在“一水连三省（区）”的贵州万峰湖，针对网箱养殖泛滥、违法捕鱼行为频繁等现象，当地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实施生态化养殖等，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渔民上岸转产。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和谐共存不危害彼此的利益。